西晋时期的首富石崇在帝都洛阳拥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名为“金谷园”王氏。金谷园内夜夜笙歌，是石崇联络世家豪门子弟、招待宾客的高级会所。这里的奢华与喧嚣无不彰显着石崇的权势与财富。
某日，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敦带着堂弟王导前来金谷园做客王氏。酒宴开始时，石崇依旧像往常一样，召来一群美丽的侍女陪伴宾客，接着宣布了一个极为残酷的饮酒规矩：如果客人无法喝尽酒杯中的酒，劝酒的侍女就会当场被杀掉。王导原本滴酒不沾，但为避免石崇杀害侍女，每当侍女劝酒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不久便醉得烂醉如泥。而王敦则显得冷静而倔强，他拒绝接受任何劝酒，看着石崇杀掉三个侍女也毫无改变的打算。王导被这一幕吓得酒醒了些，连声责备王敦为何不喝。王敦笑着回答：“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意思是石崇杀的是自己人，与我们何干？
此事件让晋朝的百姓看出了王敦与王导两人性格的鲜明差异，这一性格差异，也注定了两人在未来的命运发展王氏。永嘉元年（307年），历史的车轮开始转动，第一次“衣冠南渡”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王氏兄弟的族兄王衍与权臣东海王司马越商议后决定将王家族人迁往江南，以保全琅邪王氏的血脉。王衍并没有直接表露这个目的，而是声称这是为了确保司马越在“八王之乱”中的胜利后路。
随着司马越命令琅邪王司马睿自下邳迁往建邺（今江苏南京），王导和王敦也随之而来王氏。随后，王氏家族的其他重要成员如王舒、王含、王廙等人也带着家族成员南下，推动了北方士族的南迁潮流。江南的士族社会原本由三国时期东吴的士族所主导，北方士族的突然而至打破了这一局面，南方本土士族与迁来的侨姓士族之间的冲突不断爆发，造成了江南一时的动荡。
王导深知，北方士族南下，首要的任务是与江南士族建立和谐关系王氏。他明白，既然北方士族不可能在短期内返回，必须做好长远打算，以江南为新的家族聚居地。然而，如何消解本土士族的敌意，王导决定依靠“天子”的威望。琅邪王司马睿作为晋武帝的堂侄，名义上是江南的最高行政长官，王导认为，树立司马睿的威信，可以有效调解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
然而，王敦却对王导的“造王计划”持不同看法王氏。在他看来，司马睿性格软弱，缺乏应有的帝王气质。王导虽然努力为司马睿打造权威，但江南士族的冷淡反应无疑印证了王敦的看法。王导不放弃，最终说服了王敦支持自己的计划。在永嘉二年（308年）的上巳节，司马睿出现在建邺城的街头，身着皇族装束，坐在肩舆之上，前后随行的有王敦、王导和其他渡江的名士。司马睿高坐肩舆，形象威严，王敦、王导等人谦恭有礼，世人看到这一景象，都为之震动，纷纷跪拜，士族领袖如顾荣、贺循等人对司马睿产生了好奇，随即登门拜访。
王导通过这一举措迅速提升了司马睿在江南士族中的地位王氏。接下来，王导亲自为司马睿写了几封诚恳的书信，拜访江南的名士，并以“造帝计划”稳固了南北士族的联合。而此时，东海王司马越因过度排斥忠良、诛杀异己，导致内外动荡，最终在晋怀帝司马炽的命令下去世，这为永嘉之乱的爆发埋下了伏笔。随着局势的变化，王导等人逐步影响着南北局势的走向。
然而，在局势变动中，王导的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差距王氏。尽管他通过“百六掾”提升了士族对司马睿的归属感，稳定了江南士族的局面，但他与司马睿的关系逐渐产生了裂痕。与此同时，晋元帝司马睿继位后，逐渐增强了对王氏兄弟的戒心，并试图分化他们之间的权力。这一系列的政治博弈最终导致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逐渐走向崩塌。王敦在此时逐渐变得野心膨胀，最终发动了“王敦之乱”。
在王敦的反叛中，王导选择保持沉默，虽然他没有直接支持王敦，但他的态度使得许多士族保持中立王氏。在王敦的军队逼近建康城时，晋元帝作出了最后的反应，王导则以琅邪王氏的身份支持晋元帝的行动。王敦最终因病死去，王导成为琅邪王氏的绝对领导者，但这一切都标志着“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的终结。晚年的王导虽然身居丞相高位，但他却以昏庸著称，最终在权力的漩涡中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孤立之中。